縱觀發達國家粗鋼產量達峰后減量發展的歷程,主要從3個方面采取了應對措施。
第一,政策措施。
一是出臺政策扶持鋼鐵產業,引導過剩產能退出。如歐共體在20世紀70年代—80年代兩次提出達維尼翁計劃,實施鋼鐵生產配額、最低價格限制和政府補貼等措施;到20世紀90年代,實施限制產能措施,削減過剩鋼鐵產能約4000萬噸,同時推進私有化改革和兼并重組。1978年,日本出臺“特安法”等,對過剩行業設備的處理包括實行政府補償,政府出資收購過剩設備后予以報廢;鼓勵使用節能設備,由政策性銀行提供低息貸款,推廣節能設備的使用;政府還設立了蕭條基金,對由于設備報廢而產生的借款提供信用保證。
二是出臺環境等政策法案,倒逼企業重組或退出。如20世紀70年代,美國環保立法進入高峰期,出臺《清潔空氣法案》《清潔水法案》等,鋼鐵企業環保壓力日益加大,一些競爭力較弱的企業被迫關停并轉或重組。歐洲在20世紀70年代就出臺了第一個環境行動計劃(EAP),并針對鋼鐵行業制訂特殊空氣污染控制計劃,如德國環境部門針對北萊茵河/維斯特伐倫地區規劃發布的特殊空氣污染控制計劃等;21世紀以來,歐盟推出碳排放交易體系等,進一步倒逼不滿足環保和碳排放要求的企業重組或退出。
三是出臺貿易保護等政策,保護本國鋼鐵產業。如美國通過《自愿限制協議》《價格機制TPM》《美國貿易法》等一系列貿易措施,限制國外鋼材進口,保護本國鋼鐵產業;21世紀初,美國進一步啟動“201”條款,對美國鋼鐵行業予以保護,對進口到美國的主要鋼鐵產品實施關稅配額或加征進口保護性關稅等措施;2017年,美國又啟動了“232”調查,對進口鋼鐵產品進一步征收關稅。歐盟主要通過進口鋼鐵配額、加征進口關稅和碳邊境調節機制等手段,保護歐洲鋼鐵企業利益。
第二,市場措施。
一是拓展用鋼領域是鋼鐵平穩發展的需求源泉。鋼鐵產業通過向建筑、汽車、家電、裝備制造等下游用鋼行業延伸,與用戶共同開發近終形、輕量化、綠色化等產品,穩定和拓展用鋼需求。如德國蒂森克虜伯與汽車、裝備制造等行業的深度融合,日本JFE鋼鐵與建筑行業的產業協同等,有效鎖定了相關領域市場份額,并持續拓展該領域的用鋼需求。
二是穩定高端出口是鋼鐵平穩發展的重要抓手。作為出口導向型的日本、德國在粗鋼產量達峰后,持續提高產品競爭力,加強海外用鋼產業布局,穩定和提升出口份額,使鋼鐵產量較長時期保持相對穩定,甚至出現二次峰值;而作為本土消費型的英國、美國在粗鋼產量達峰后產業競爭力下降,出口支撐不足并受到進口沖擊,其中英國持續減量,而美國得益于強大的經濟和市場體量,雖然也出現了減量但總體保持相對高位。
三是科學有序推進兼并重組是鋼鐵平穩發展的有效手段。縱觀發達國家粗鋼產量達峰后50年的發展歷程,科學有序推進兼并重組和資產優化,促進鋼鐵工業淘汰落后、持續優化產能、提高產業集中度和競爭力,促進優質要素資源向優勢企業集中,是達峰后鋼鐵平穩發展的有效手段。如美國鋼鐵產業集中度CR3(行業前三大企業市場份額總和)由達峰時的約46%提升至如今的約60%,法國、英國和日本集中度CR3均提升至90%左右。
第三,創新驅動。
一是工藝技術進步是鋼鐵平穩發展的驅動力量。部分發達國家粗鋼產量達峰后,繼續實施產線裝備更新升級,如裝備大型化、自動化,大力推廣連鑄技術等,生產效率和產業競爭力不斷提高,促進鋼鐵平穩發展。此外,超高功率供電、爐外精煉和薄板坯連鑄連軋等推動電爐短流程工藝日益成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因資源能源和環保約束帶來的鋼鐵減量。
二是流程結構優化是鋼鐵平穩發展的重要方向。發達國家粗鋼產量達峰后,基于能源供應短缺、成本不斷上漲、環保加嚴的約束,以及廢鋼和電力資源豐富的優勢,焦炭煉鐵替代石油煉鐵、平爐退出、連鑄替代模鑄、電爐鋼比重提高等流程結構不斷優化。如美國電爐鋼比例由達峰時約18.2%提升至如今的約70%,日本電爐鋼比例由達峰時17.9%提升至如今的25%左右,德國電爐鋼比例由達峰時約10.8%提升至如今的約30%。
三是持續科技創新是鋼鐵轉型升級的必由之路。粗鋼產量達峰后,美國鋼鐵企業申請專利總量從1973年到2001年增長近2倍;日本鋼鐵企業申請專利總量從1973年到2012年增長了19倍;德國鋼鐵企業申請專利總量從1974年到2000年增長了0.6倍。研發的主要方向包括工藝技術、新產品開發、鋼材深加工和環保治理等。
此外,發達國家粗鋼達峰后為穩定鋼鐵產業發展,均為科技研發等提供資金支持。如歐洲鋼鐵企業在1980年推出第二個達維尼翁計劃中獲得國家層面的近380億ECU(埃居)資金支持,其中10億ECU用于研發。1978年日本“特安法”等政策,政府鼓勵使用節能設備,由政策性銀行提供低息貸款,推廣節能設備的使用。在綠色低碳發展的今天,2020年—2027年歐洲低碳及綠色鋼鐵相關投入將超過1萬億歐元,美國和日本的低碳及綠色鋼鐵相關投入均在萬億元人民幣的規模。